发布于: 2018-06-29 10:24:50 浏览: 2636 类别: 军情

  山者张梁

  美国阿拉斯加时间2018年6月7日17时30分,中国登山者张梁在北美洲最高峰迪纳利峰顶展开了五星红旗。尽管山巅寒风如刀,但他说,那一刻心头温热。中国人登山探险的历史在这一刻改写――张梁实现了“14+7+2”的大满贯梦想。

  “14+7+2”,即登顶全球所有14座8000米以上山峰和7座七大洲最高峰,并以探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。这是探险界公认的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之前,全世界仅有朴英硕一人在2005年完成,他是个韩国人;如今,勇者名册写下了第二个名字――张梁,来自中国。

  不过,张梁说,在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认识自我、体会自由,这比“世界第二”“中国首个”这样的头衔更重要。

  因为山在那里

  1786年8月8日的下午,水晶猎人雅克・巴玛特和医生加百利・帕卡德成功登上勃朗峰,从而拉开了现代登山探险的大幕。之后的100年间,充满朝气的欧洲人不断活跃在阿尔卑斯山上,追寻未知的世界。在人类登山史上,这一时期被称为“阿尔卑斯时代”。20世纪,登山的角逐移到了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。人类迎着更高的挑战、向着自己的极限而去。

  中国人迟至1956年7月31日方才加入进来。那一天,中国登山运动员史占春等12人同苏联19名登山运动员一起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。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。此前,中国登山队仅攀登过海拔3000多米的太白山。1960年,王富洲等人首创人类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纪录,却因照片资料不足而稍有争议。

  21世纪初,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,民间登山热悄然兴起。这既是一种进步,也是一种必然。北大山鹰社的学生、企业家王石等是众多“山友”中最受关注者。而张梁则后来居上。

  1964年,他生于河北石家庄,本名“张良”,登记户口时被误写成了“张梁”,也就将错就错改了名。“‘梁’有山梁、脊梁的意思。”张梁认为,命中注定自己此生与山有缘。

  不过,在张梁的青少年时期,这种“命定”的缘分尚未明了。这个贫寒子弟在物质的困顿与人们的白眼中长大,养成了倔强、独立而无畏的性格。他喜欢走不寻常路。

  在河北财经学院上大学时,张梁既不积极于“上进”,也未沉溺于“爱情”。他从未去过学校的图书馆,也不参加任何学生会之类的活动;他把谈恋爱视为未来的“负担”,甚少和女生交流。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踢球上,几乎是在球场上度过了大学时光。

  张梁很少理发。一头长发颇令学校烦恼。他回忆称,有一次做广播体操,校长从后面拽着他的头发批评他,他心里一肚子气,但憋了回去。长头发还一直留着,他说不清具体原因,“反正就想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  毕业分配时,同学们都挤破头要留在石家庄,可是他填报的志愿是深圳和新疆――这两个地方离家最远。

  命运最终把张梁推向了深圳。1986年,他进入了农行深圳分行,捧起了令人艳羡的金饭碗。然而,寻常的金融人的生活无法安抚张梁不安分的灵魂。当户外运动在年轻的深圳流行,他第一时间参与其中。2000年5月,青海玉珠峰山难的消息震惊国人。在遇难的攀登者中,王涛、周虹骏均来自深圳,是张梁平时一起玩户外的山友。悲剧没有吓到张梁,反而帮他打开了命运之路。他要去登山。

  经过半年的准备,36岁的张梁踏上了前往海拔6178米玉珠峰的路。如今,张梁已经记不清攀登生命中第一座雪山的具体情景。只是记得随着海拔的上升,严重的高原反应如何折磨着自己。头痛欲裂、恶心呕吐。可是,他坚持了下来,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。

  2003年,为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,张梁作为7个业余登山队员之一,参与了由央视和国家登山队策划的珠峰攀登活动。在攀至海拔8300米时,为救一名受伤的英国登山者,他不得不下撤。这令张梁遗憾落泪。“毕竟是我第一次挑战8000米的高山,而且是象征性极强的珠峰。熬了一个多月,到了这么高,然后不让上了,还不是自己的原因,这种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”。

  尽管没有登顶,但是张梁仍和其他队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。深圳农行也收到了贺电。从此之后,农行全力支持张梁的登山活动,而张梁则将农行行旗和国旗一起放在了登山包里。

  2009年9月,张梁和王石结伴登顶了海拔8163米的尼泊尔玛纳斯鲁峰。“有没有想过完成全球所有14座8000米级雪山的登顶?”在营地闲聊时,王石问张梁。“那就试试吧。”张梁答道。

  直到那时,张梁才知道地球上共有14座8000米级的雪山,而9年以后,他将五星红旗带上了所有这些雪山的山顶。

  出没“鲸鱼之腹”

  在《千面英雄》里,约瑟夫・坎贝尔借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称,英雄的一生总是会至少经历一次极大的失败,“被吞入鲸鱼的肚子里”,以考验他们有没有韧性东山再起,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智慧继续战斗。

  在群山之中,安纳普尔纳就是张梁的“鲸鱼之腹”。

  安纳普尔纳峰,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,海拔8091米,是世界第十高峰。1950年6月3日,法国登山者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登顶此峰,使之成为世界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先被征服的那座。埃尔佐格在自传《安纳普尔纳――第一座8000米》中说,“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向安纳普尔纳,却找到了让我们余生享用不尽的财富,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开始,人类的生活会有更多的安纳普尔纳峰!”

  不过,最先被登顶并不能表明安纳普尔纳是一座容易攀登的山峰,事实恰好相反,因为多发雪崩事故,它被所有攀登者认为是世界上最难逾越的高峰之一。

  2014年3月31日,张梁抵达海拔4200米的安纳普尔纳峰大本营。经过半个月的等待后,攀登时机到来。张梁和伙伴们向山顶挺进。

  张梁回忆称,在他登过的所有山峰中,没有一座攀登难度比得上安纳普尔纳。登顶路上除了陡峭冰壁,几乎全是齐腰深积雪。夏尔巴(向导)只能一路用双手刨开路,再跪着用膝盖把雪压实。“最难的一段是在6000米到7000米海拔左右的2号营地到3号营地的攀登过程,那一段几乎都是陡峭的冰壁,一不小心,就会坠入万丈深渊。我们足足花了4天时间,其中一天只前进了100米”。

  当时,张梁每天都在想着死亡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“家人更是不敢去想,怕消磨意志。但说实话,每个人我都想过”。

  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登至7500米时,天气变得更加恶劣。大片的乌云从山谷涌来,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。张梁意识到,尽管山顶近在眼前,但是必须下撤,否则就要把命丢在上面了。

 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一同上山的队友、65岁的挪威人Tore并不甘心。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登山目标。就差几百米啊!可是,张梁仍然说服了他。

  终于赶在暴风雪来临之前,全队选择了下撤。而刚要下撤意外就发生了――3个夏尔巴突然滑坠!张梁和Tore眼明手快,纵身扑上前,死死拽住正在下滑的绳索。其他队友跟着扑上来,大家呐喊着拼命往上拉,这才从死神手里救回了夏尔巴们。

  当张梁脱掉厚厚的登山手套,发现掌心被划出道道血沟,这种强烈的身心刺激将张梁逼到了极限。在风雪中,胡碴已经结冰的他在摄像机前说,“刚才经历的一幕,使我重新认识了登山,安纳普尔纳也许是我的绝唱,我喜欢登山,非常热爱雪山,但是我会更热爱生活。再见,安纳普尔纳!再见,雪山!”

  在18年的攀登中,这是张梁唯一一次萌生退意。不过,他很快就明白,对他而言,生活即是登山。仅仅3个月后,张梁又遏制不住内心的渴望,去攀登另一座8000米高峰――巴基斯坦加舒布鲁木II峰。从此之后,他再未退缩。

  约瑟夫・坎贝尔这样描绘穿越极限的英雄:“当英雄来回穿越世界的边界,从龙的身体中进进出出,容易得就像国王在他的各个房间之间穿行一样时,他与自我的连接便已经被摧毁了,其中存在着他的救赎力量,因为他的超越和返回证明通过现象性所有的对立面,不生不灭之物被保留下来,而且没有任何可害怕的。”

  这恰似张梁的写照。2015年,再次历尽艰险后,他终于站上了一度放弃的安纳普尔纳之巅,之后是乔戈里峰、加舒布鲁木I峰、南迦帕尔巴特峰、厄尔布鲁士峰、阿空加瓜峰、文森峰、查亚峰、迪纳利峰……

  “在8000米的高度上,我目睹过无数人性的表演,经历过无数疯狂的故事;我曾经在彻骨寒夜声嘶力竭呼喊每一位队友的名字,鼓励他们不要睡着,要迎接天亮的曙光;我曾经像个拳击手一样击打队友的脸颊,让他恢复理智,哪怕再向前多迈一步;我还忠实记录了每一次无奈的撤退与绝望的瞬间,心想万一真的有意外,这些可能是留给世间最好的纪念。”张梁说,8000米是世界的高度,也是人性的深度,这正是无数勇者痴迷其中的原因。

  人生而自由

  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是张梁最喜欢的一部电影。他看过无数遍,其中的金句和桥段都能信手拈来:

  “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。刚入狱的时候,你痛恨周围的高墙;慢慢地,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;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是体制化。”当年过六旬的布鲁斯获得假释走出监狱时,对他而言却如同自己的人生抵达了终点。

  “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,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!”经过20多年水滴石穿般地不懈挖掘,安迪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从500码长的污粪管道中爬出,重获自由,在墨西哥海边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。

  这部改编自斯蒂芬・金同名小说的影片,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、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“时间流逝、环境改造”的恐惧。

  对于张梁来说,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如同一种“体制化”。他无法安适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。他不炒房,尽管和王石等企业家很熟,却从未因房子张过口;他也不理财,尽管他从大学毕业即在农行工作;他从不炒股,“任何带有赌博性质的事儿我都不沾”。对他而言,有张床就足够了,“要那么大地方干吗?天天在家躺着?”他的自在之地在山巅之上。

  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,没有城市的喧嚣和人山人海,有的是肆无忌惮的狂风,有的是70度角的陡峭岩壁,有的是相当于平原含氧量三分之一的稀薄空气。脸上脱了皮,冰碴粘在胡须上,可张梁却更感自由、畅快。“我喜欢雪山与世隔绝的环境,那是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也享受在绝望中再逼一逼自己的乐趣。尤其是每次从虐到极致的极寒世界重回人间,那强烈反差,会让人觉得生活实在太美好,我们必须热爱”。

  这和“瑞士机器”乌里・斯特克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位世界登山界曾经的王者说过,“我觉得这(快速登山)是一件很单纯、很酷的事,每次登完一座山,我都会感到有些迷失,我会想,我还想做些什么,我会觉得有些空虚。我也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风险――非常之大。”

  不过,和“瑞士机器”相比,张梁更强调“撤退”也是一种自由。他不像有的登山者,出门前把遗书都写好了,也从来不说“死也要死在山上”。“壮丽的毁灭”“虽死犹生”对他没有吸引力。“无论何时,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:‘只有活下去,才能再上来。’”他说,登山中放弃其实更加困难,也更加考验一个人的内心。

  由于天气等客观条件所限,珠穆朗玛峰、希夏邦马峰、安纳普尔纳峰、乔戈里峰和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登顶,张梁都没有“毕其功于一役”,都作出过放弃的决定。

  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登山者们梦寐以求的顶峰,也是死亡率超过30%的“地狱之巅”。这座山也是张梁撤退次数最多的一座8000米高峰。在第二次冲顶时,因为雪崩冲击,整个营地已经被夷为平地。先前和队友留下的十几顶帐篷、登山装备、公共物资和个人物品全部被淹没。

  “(在那一刻)突然感觉有什么在对我笑,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睥睨众生的笑,那是一种讥讽而又无可奈何的笑,要知道最艰难的冰岩混合复杂路段我们都已经熬过了,距离乔戈里峰的顶峰真的只有一步之遥。”然而,他安慰队友说:“只要人在,就有机会,乔戈里峰,我们后会有期。”

  深圳地铁里有一块为他量身定做的公益广告牌。其中是他的代表性的登山照――特有的雪山红脸,黝黑浓密的胡子,冷静的眼神。旁边是一句话:“空气稀薄处,总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每往上走一步,一定更接近自己。我是山者张梁。”

  他很喜欢这个公益广告,也非常喜欢“山者张梁”的定义。他说,“雪山不生产房子、票子,不会带给我财务自由,但是它让我认识了自己,实现了自己,给了我人生的自由!”

  中国青年报・中青在线记者 董伟 来源:中国青年报